[PDF电子书] 悲惨世界（套装上下册）
让·瓦尔让因为偷了一片面包而要服十九年的劳役；
芳汀为了抚养自己的私生女，竟然卖掉了自己的牙齿；
窃尸贼反而成了死里逃生的将军的救命恩人……
这是怎样的一个悲惨世界？
雨果用充满激情的文笔，再现了那段从拿破仑战争到法国七月王朝的深重黑暗而又荡气回肠的年代，勾勒出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众生相。
1815年10月初，法国南部小镇迪涅。一个光头长须、肩扛布袋、手提粗棍的异乡人，敲开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门。这天他已走了十二法里路，沿途受尽辱骂与恐吓。阿尔卑斯山的夜风，刺过衣裤的破洞，从四面八方袭击他。他有一张黄色身份证（当时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一百零九法郎积蓄，以及一个在痛苦与仇恨中翻滚煎熬的灵魂。
卞福汝主教接待了异乡人。“您不用对我说您是谁……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这样，苦役犯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开始了。
《悲惨世界》是怎样的作品？童年时候，以为是一个坏蛋抓好人的故事；中学时代，以为是一篇宣扬阶级斗争的小说；直至今日，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恩典与救赎的史诗。
真正的史诗不仅有时代，更有人的灵魂。灵魂的波澜壮阔，不逊色于最激烈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悲惨世界》开篇，大段描写卞福汝主教的信仰生活——它是开启整部作品的钥匙。
最早的创作灵感，缘于一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在1801年的法国，彼埃尔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出狱后生活维艰，那张如影随形的黄色身份证，仿佛永久烙身的该隐记号，将他从整个社会隔绝出去。
倘若思考就此打住，倘若仅仅谴责司法不公，批判使人犯罪的社会现实，《悲惨世界》将是一部描摹外部世界，沉迷于愤怒的作品。书写苦难只为控诉和仇恨，怎能配得起苦难的深重？更宽阔的小说，需要更超拔的力量。
1828年，雨果开始搜集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他想让现实中的彼埃尔，与现实中的米奥利斯主教，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相遇。这就是《悲惨世界》的胚胎。它将是一部始于苦难，终于救赎的作品。
《悲惨世界》描写外省偏僻小城，也描写滨海新兴工业城镇，但花费笔墨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它几乎是一部关于巴黎的百科全书。在这里，可以目睹监狱、街垒、贫民窟、下水道……还能看见粗鲁但善良的野孩子，圣洁却刻板的修道院，诡诈而不择手段的犯罪团伙，以及如蛆一般活着、似牛一般劳作的苦役犯。我们随着雨果，徜徉在街道，迂回于巷弄，呼吸每块砖瓦的气息，触摸每扇百叶窗背后的秘密。
《悲惨世界》跨度近半个世纪，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写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其中，滑铁卢战役与1832 年巴黎起义，描述得详尽而完整。尤其篇幅巨大的滑铁卢战役，与叙述主线游离得较远，且在情节推动上，产生了一个强行中断。但雨果宁愿牺牲流畅感，为的是完成阐述历史的野心。
当然，雨果的野心不止于历史。他时时放下冉阿让，错开笔去，分析各股思潮、探讨不同议题。他谈革命、战争、拿破仑、起义与暴动……他推崇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却不鼓吹暴力，他说：“人民，深爱着炮手的炮灰”；他认为无知与罪恶是硬币之两面，却依然心怀同情：“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多多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在此意义上，《悲惨世界》是大时代的史诗，更是冉阿让个人心灵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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